我女儿家门前有一棵树,建造这座住宅时栽下的,一棵很年轻的树。

图片 1

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源起,《新青年》杂志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住宅座落在丹佛市郊一座大型公园的前面,我一到这儿就很喜欢这棵树。

沈尹默之孙沈长庆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新青年》同人作为最初的倡导者,大都具有留学背景。倡导“文学改良”的胡适留学美国,不仅在理论上提出创新,而且尝试写作白话诗,出版了新文学史上第一部新诗集《尝试集》。留学日本的鲁迅,在《新青年》另一位同人钱玄同的不断“催逼”下,创作了划时代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以其小说集《呐喊》等成为五四新文学最为杰出的代表。

  它的树干虽不够茁壮,个头也不够威武;但它的树身白得可爱,是那种能容纳别的颜色的灰白。还有它的挺立的姿态,招人喜欢和心仪:它站在那里,很严肃又很实在,既孤独又不落寞。

图片 2

图片 3

  这棵树,像是一个卫士,我女儿家的卫士。

东城什坊院36号寓所家庭合影,最后一排左一为沈尹默

陈子善。视觉中国 资料

  但我不大忍心把它看作卫士,它是我的朋友,我的年轻的朝气蓬勃的朋友。

展开剩余99%

5月5日,在巴金故居主办的“憩园讲坛”上,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子善分享了这些《新青年》同人们创作和交往的生动细节,带领观众重回历史现场,走近文学名家,以此铭记“五四”新文学一百年。

  或者说,它甚至以一种特别的精神感动着我,熏染着我的内心。

北大同仁合影,左起刘半农、沈尹默、陈大齐、马玉藻、张凤举、周作人、李玄伯

“文学改良”与“文学革命”

  现在是秋天,我就是从秋天里来到这里的。这棵树,眼下似乎吸纳了秋天所有的优点:它满身的树叶经霜洗以后,全都红了,红透了。

沈尹默所作白话新诗《三弦》手稿

1915年9月份,《新青年》在上海创刊。最初的名字叫“青年杂志”。1916年9月份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改名“新青年”。1917年初,《新青年》编辑部迁往北京。

  它满身的树叶,红得十分灿烂。

沈尹默

图片 4

  可以说,它的梢头燃起了熊熊的火焰,这熊熊的火焰,也是这棵树本身焕发的光彩。

编者按

1915年,《新青年》在上海创刊

  大地上许多的花草枯萎了,当我们目光消失的时候,湖水也进入了一种沉睡状态。

一百年风雨兼程,一世纪沧桑巨变。今天,“五四”的呐喊仍然响彻国人心中,“五四”的号角依然激励民族前行。本报即日起特推出7个版面“百年五四”系列专题,一起回顾那些伟岸的人物、震撼的事件、澎湃的激情……

从一开始,《新青年》就由陈独秀负责,陈独秀在北大担任重要的职务,迁往北京以后,北大文人成为《新青年》的支柱,其中包括陈独秀和胡适。1917年1月份,《新青年》第二卷第5号上,刊登胡适写的《文学改良刍议》。在文学史研究界,一般公认这篇文章拉开了新文学运动的序幕。

  鹬鸟出现时,夜晚也变长了。

任重而道远,士不可以不弘毅。不管时光如何变幻、岁月如何洗涤,“五四精神”都世代相承,指引着成千上万的中国青年去追逐中国梦!

胡适为何起名为“文学改良”?追溯历史,1915年胡适还在美国,他写诗给朋友梅光迪,这首诗题为《送梅觐庄往哈佛大学诗》。其中有四句话:“神州文学久枯馁(长时间都枯萎了,没有好的作品,死气沉沉),百年未有健者起(一年来没有大的文学家出现);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

  它,这棵树成为大地的眼睛,闪亮着。

新时代,做一位向上向善的新青年!

其实这首诗中,他已经提出“文学革命”。但在1916年时,他觉得公然提到革命对人刺激太大,因此起名叫“刍议”:刍议,是草言之人的言论,也就是胡适很谦虚,仅仅以普通人发表一点看法。

  早晨,我出门的时候,这棵树眨动着眼睛,它在目送我,把希望和憧憬泼向我的周身。

5月2日 传
承“五四”先驱李大钊、沈尹默后代专访,讲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图片 5

  那其实是树叶上缀满的露珠在抖动,把太阳的光芒给了我。

5月3日 解 读

胡适

  那些叶片上的露珠,像红宝石般地闪闪发光,全都是一颗颗小小的太阳。

新一代学人马勇、唐小兵师生对话,深度剖析现代中国启蒙运动的来龙去脉

建造这座住宅时栽下的,文学改良。文中提出重要的“八不”。哪八不?一曰,需言之有物;二曰,不模仿古人;三曰,需讲究文法;四曰,不做无病之呻吟;五曰,不取滥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必逐字逐语。实际上,八不主义可以概括为四点:第一点,要有话说,方才说话;第二,有什么话,说什么话;第三,要说我自己的话,别说别人的话;第四点,是什么时代的人,说什么时代的话。

  傍晚,我回家的时候,见到这棵树,我就能感染上它的满怀热情,使我不致因为一天的碌碌而灰心。

5月4日 寻 访

1918年4月份,《新青年》第四卷第4号又发表一篇文章,叫《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这时候胡适正式使用“文学革命”这个提法。1917年2月份,陈独秀发表一篇呼应胡适的文章,进一步提出文学革命的主张。即《新青年》第二卷第6号上的《文学革命论》,直截了当说要“文学革命”。

  见到它,我会不因生活的变幻无常而气馁。

北京档案馆知名胡同专家王兰顺带领读者和学生,重走北大红楼、《新青年》编辑部等历史地标“霜风呼呼地吹着,月光明明地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这首仅4句31字的散文诗《月夜》,为老北大教授沈尹默于1917年末所创作。近代诗人康白情、废名等研究诗词的行家们将这首《月夜》认定为“五四”时期第一首白话文新诗,称这首诗具备新诗美德,且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

在文中,他提出文学革命三大原则:一是打倒贵族的文学;二是打倒古典的文学;三是打倒山林的文学。

  它启迪我,像大自然一样地生活,不过于刁钻一些什么,也不刻意追求那些于我无望的东西。

许广平在《鲁迅和青年们》一文中写道:“北平文化界之权威,以”三沈””二周””二马”为最著名。”“三沈”昆仲少年立志,勤学苦读,弱冠之后,游学中外,学贯古今,成为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享誉国际的文化大师。日前,“三沈”之一——沈尹默之孙、77岁的北京铁路局退休干部沈长庆接受了北京青年报记者专访。

具体有这么三句话:推倒雕琢的阿谀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第二条,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第三条,推倒迂晦的艰涩的三山林文,建设明了通俗的社会文学。胡适和陈独秀这两篇文章,是新文学运动兴起时的两份理论纲领。

  在我的思索和想象里,它不只是一棵树,而是两棵、三棵树……“三生万物”(《老子》)。它使我的感情变得丰富起来,我的生活变得更加充实。

沈长庆告诉北青报记者,他听父亲沈令翔讲过,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侵华,东北沦陷,国难当头之时,沈尹默让已在日本留学的长子沈令扬、次子沈令翔和长女沈令融速回国。孩子们一时不太理解,气得沈尹默将他们带到书房里李大钊遗物前,进行革命教育。让他们面壁思过,罚背南宋抗金名将岳飞的《满江红》。“背得我父亲泪流满面,成为他一辈子的回忆。”

新文学运动与白话文学的兴起

  然而,我对这棵树还懂得如此之少,仅仅限于我的一些视觉。

《月夜》景物原型当属北大三院 沈尹默“三顾茅庐”促成陈独秀任教北大

所谓的旧文学有一系列的作品;新文学,所谓白话文学有新的作品吗?胡适显然注意到这点,他在美国留学就写了很多白话诗。

  转眼,也就到了冬天。

4月14日下午,北京五四大街北大红楼旧址附近,沈长庆指着胡同旁边兴建的筒子楼,对北青报记者说道:“100年前,这里有一条北大河。我祖父沈尹默从东城什坊院36号寓所到北大三院上班时,每天早出晚归的要路过北大河,沿河有一条矮矮的红墙,墙西内侧即为南、北河沿。当时北大新楼即”红楼”尚未投入使用,他是年创作《月夜》中的景物原型当属北大三院。”

最早的胡适白话诗明显带有旧体诗的痕迹,在1917年1月份《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刊出《文学改良刍议》时,又登出了胡适八首白话诗。这是胡适在《新青年》上第一次公开发表他的长诗的白话诗,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

  丹佛,地属科罗拉多州,在美国中西部,风雪大,尤其是雪天多。但是,这里的天气有一个特点,下雪以后有好些晴日,阳光灿烂。

有人说《月夜》这首诗意喻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生存环境正如诗中所描述的冬天里的“月夜”一样严寒。而在沈长庆看来,显然,这种表述并无不妥,只是过于空泛。

今天来看,这几首诗不是最好的,明显带有旧体诗的痕迹,但是他开始尝试了。

  门前的这棵树,树干和树梢都结着冰凌,仍然是闪闪发亮,却充满着肃穆庄重的神态,使我的心情也显得郑重庄严。

沈尹默创作此诗已任教北京大学5年,深痛老北大的阴沉暮气。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采纳了沈尹默提出的北大改革的三点建议,当月沈尹默在琉璃厂巧遇老友陈独秀,后经沈尹默“三顾茅庐”的劝说,应蔡元培之邀,陈独秀于1月13日被教育部任命为文科学长,并把《新青年》带到了北京。“一人一刊”使得北大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这其中沈尹默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如果我们翻翻当时的《新青年》,一定很有趣。不断有读者来信,有的人表示赞成,有的人反对,有的人表示不可理解,而《新青年》不断写回信,不断地解释,胡适也写,陈独秀也写,为了要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发表一个新的意见,最怕的是没有反应,人家也不说你坏,也不说你好,这是最难受的。当时《新青年》这批同人,想着怎么进一步扩大《新青年》的销路。

  这个时候,我会因此想到一首诗——那是诗人沈尹默先生的一首诗,题为《月夜》:

同年二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上,陈独秀发表了《文学革命论》,吹响了新文化革命的号角。七月张勋复辟、蔡元培出走,由于北大评议会已经执掌实权,北大保持了独立稳定,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独立自主的教授民主治理大学的大好局面。

当时《新青年》的销路不是很理想,为引起争议,还演出一场双簧戏,请钱玄同写一封信给刘半农,对文学改良、文学革命提出批评,用一个反对者的角度写这篇文章;然后由刘半农来回答他。把王静玄骂了一通,说你很顽固、很落后,我们要提倡白话文,要进步、要改良、要革命,以此来吸引注意。

  霜风呼呼的吹着

“深秋夜的北京,虽然寒风袭人,月色冷峻,但是沈尹默看到河边矗立着一棵棵高大的树木,挺拔而坚韧,他的内心便十分欣慰。他联想到这一年来的人事变迁,北大出现的大好形势,不由提笔写下了这首《月夜》。”沈长庆说道,当时虽然外有军阀混战、内有校长外出,但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新北大已经诞生,就像诗中所写的那样:“我和那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

尽管这样,进一步实践白话诗歌的尝试还未能实现。1918年1月份,《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上面发表了一组九首新诗,不是胡适一个人写的,而是由几个人写的。

  月光朗朗的照着

从时间上来看,《新青年》最早发表白话诗的是胡适,早在1917年2月《新青年》二卷六号,胡适发表了《朋友》等8首白话诗,但为什么却不被认作第一首白话文新诗呢?近年来学界的研究表明,这8首不仅沿用了旧诗格律,更主要的是胡适当时远在美国,他的诗中所叙述的其人其事,与当时的国情大相径庭。而《月夜》则表现了诗人,也就是“五四”前后那一代知识分子,独立不倚的坚强性格,以及追求思想自由与个性解放的奋斗精神。

图片 6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家道中落后体会到社会底层疾苦
创作出新诗《鸽子》《人力车夫》“五四”时期,沈尹默在《新青年》上刊登的《鸽子》和《人力车夫》正是他当时生活的缩影。出生在晚清官宦世家,年幼的优越生活和严格教育为沈尹默打下良好的诗文基础,然而随着祖父沈际清、父亲沈祖颐的相继过世,沈家家道中落。

沈尹默

  却没有靠着

1906年,沈尹默自日本京都归国后,回到西安,祖辈没有留下任何家产,全家也没有任何收入,当时家中十多口人每日仅以糠菜勉强度日,生活十分窘迫。西安住所是沈尹默母亲娘家,无法继续暂住,沈尹默只好又随同祖母沈陆夫人、母亲沈彭夫人等回到浙江吴兴,住在远房沈谱琴承天寺巷一号宏志堂,闲居一年多,无所事事,心中无限苦闷,直到同乡蒋孟苹将他推荐到杭州教书,才勉强解决温饱。

其中一个人叫做刘半农,我们知道刘半农,可能因为他的《教我如何不想她》。另外还有一个人沈尹默。题材五花八门,如果梳理写黄包车的谱系,最早可能发源于胡适和沈尹默。沈尹默最有名的一首诗是《月夜》。

  这是发表在《新青年》第4卷第1号上的一首诗,是中国最早的一首新诗,1918年1月15日发表。那时,沈尹默先生执教于北大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与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共同创同办《新青年》,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猛将。

在此期间,沈尹默遍尝人间冷暖,体会到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的疾苦。《鸽子》里描写的鸽子的命运——“飞着的是受人家指使”“关着的是替人家作生意”“只有手巾里兜着的那两个……不知他今日是生还是死”,正是他自己家庭数年来生活无着落的真实写照。

霜风呼呼地吹着

  这首诗的物象,包括霜风、月光,而凸现“一株顶高的树”,诗写树是为了衬托人,人和“顶高的树”是“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

人力车又称“洋车”,从东洋日本传入,民国初年仅北京有上万辆之多,也是时任北大教授沈尹默每天上下班外出的主要交通工具。就像《骆驼祥子》里描写的那样,人力车夫靠力气吃饭,在当年也算一份不错的职业。经济好一点的家庭会有按月十块左右大洋包租车,而当时北大图书管理员也不过月薪8块大洋。“那时我祖父沈尹默的车夫老魏也十分辛苦,从东城什坊院跑到北大三院也有差不多十里路,尤其是冬季的北京,跑得满头大汗,让冷风一吹,其寒苦之状正如沈尹默《人力车夫》中所描述的”车夫单衣已破,他却汗珠儿颗颗往下坠。”沈长庆说。

月光明明地照着

  这首诗张扬人格的独立,也是人格的自由。

低调内敛性格使他名气不如胡适 五四运动使“古井似的心情”起了无限波澜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那时,流行着易卜生的一句话:“世界上最大的敌人是最孤立的人。”这种遗世独立的傲慢,被郭沫若(《天狗》)夸张为“放之则可泛滥乎宇宙”的豪言壮语,在鲁迅那里,借子君(《伤逝》)之口,成为“我是我自己的”呐喊。沈尹默的《月夜》,也是在以诗呐喊:“我是我自己的”!既没有贬低树的高大,又凸显出“我”的傲然自立。

沈尹默以白话诗创作响应“新文学革命”的号召,并一发不可收拾,而后创作的《三弦》一首更是为中学教材《国文八百课》中选用,传咏一时,影响很大。他在连续的4年里陆续创作一批新体白话诗,而同时期北大同仁李大钊、陈独秀、胡适、刘半农、周作人、沈兼士、鲁迅、钱玄同、俞平伯等也纷纷有白话诗在《新青年》陆续刊登,形成“五四”新诗创作的一波巨浪,由此带动了散文、小说的新文学作品大潮。

却没有靠着

  这首诗既是“言志”的,也是审美的,让我们看到,人“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或许,在我们的心中,人比树更为高大。

“祖父曾跟我讲,他在1921年二次到日本进修时又作了一批新诗,抗战期间悉数遗失了。现仅存他在”五四”时期白话诗19首,解放后又创作了一些,总计大约有30首。由于数量太少,这些诗从未曾结集,只是混编在其他册子里。”沈长庆告诉北青报记者,他整理沈尹默诗词时,发现1917年秋到1920年夏,是沈尹默一生当中发表白话诗最多、最为集中的时期。如果再细分析还可以发现,其中1917年秋到1919年5月是最为活跃的时期,1919年5月到1920年7月为缓和期,之后转为平静期。这正证明新体白话诗与五四运动紧密相关,运动之后才逐渐消退。

用今人的眼光来看,这首诗显得有些奇怪,但在文学史的角度,这是有别于旧诗的全新的诗体,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以前对沈尹默新诗起步阶段的作品注意很不够,我们只注意到胡适,或者更晚一点的郭沫若,我觉得在《新青年》同人中,沈尹默应该重新提出来加以讨论。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