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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福芸最后一本小说《潜龙潭》是回忆在一所坚守儒家思想的女校里,与三位中国女性结下的深厚友谊。这所在小说里没有名字的女校应该就是民国北平名校“箴宜”。箴宜的创办者书中称为Miss
Chi,她的真名叫继诚,字识一,镶白旗宗室,世祖顺治帝七世孙女,裕宪亲王福全六世孙女。其父为荆州将军、奉恩将军祥亨。继诚1861年出生,是祥亨的次女,但因长姊夭折,所以就成了事实上的独生女。这位独生女与众不同,觉着男女没什么分别。父亲无子,女便是男。她少小读书,“毕五经、长诗文、工书法”,还立志不嫁。光绪三十年祥亨病故,此时继诚已四十四岁,依然没有出嫁的念头,并决定用自己名下的财产创办学堂,“思中国之所以积弱,实缘女学之不振,有志于兴办女学,以牖新知”。1906年,她在北京东四牌楼第五巷内班大人胡同私宅创设女塾,捐出私宅五十余间永为校产。为了奖励女性入学,箴宜不收费,学堂十年费用全靠她一人支撑。1916年继诚病故,享年五十六岁。临终前立下契约,将一切房产、家具物什全部捐助学堂。当时的教育总长范源濂,感其“罄一己之产,竭毕生之力,兴学育才”,呈报代理大总统黎元洪颁发匾额褒词。

此册为常熟翁氏旧藏,旧签“悔迟真迹”乃晚清重臣、两朝帝师翁同龢为“笏斋”所题。“笏斋”即翁同龢之兄、翁同书之孙翁斌孙。斌孙字弢夫,号笏斋。光绪三年年仅十七岁即高中进士,以侍讲衔任翰林院检讨,任功臣馆、国史馆、方略馆、会典馆协修、纂修、总纂、武英殿纂修、内阁侍读,大同知府、冀宁道、直隶提法使,是翁家在清末的最后一位大吏。翁斌孙支持并积极参与变法,加入了强学会。清帝退位后,隐居天津“读书自娱”。有《湖楚行踪》、《春闱小记》、《笏斋所藏物》、《一笏斋集》等。

摘要:
《英国名媛旅华四部曲》(《名门》《中国淑女》《崭新中国》《潜龙潭》),谢福芸著,沈迦主编,左如科等译,东方出版社2018年5月第一版,158.00元早在五六年前,看《寻找·苏慧廉》时就注意到“谢福芸”这个名字

他告诉我,他所敬仰的一位吴将军在去年12月被自己手下的士兵谋杀了。他说,他的父亲同样非常钦佩这位将军。这位将军在出事的时候,正准备前往山西就任巡抚,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二岁。吴将军被杀的那一天,他的两匹马还在几百里外的天津,不知为何,一直在马厩里呜咽哭泣!而他和李先生去赛马场的马车就是被这些马拉着的,这些马是吴将军的朋友借给李先生的,这个朋友说他永远都不会卖掉这么忠心耿耿的马,尽管确实有人已经开出了天价。吴将军两袖清风,死后家中一贫如洗。吴将军的遗孀,也就是吴太太,在丈夫死后终日以泪洗面。吴将军的这位朋友就把她接到自己家中,予以悉心的照料。但她还是终日悲恸。为了给她换个环境调整情绪,这位朋友便打算她送往上海调养。当船行驶到黄浦江入口的吴淞时,这个女人从船上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中贸圣佳2012秋季大拍将于下月中旬在北京万豪酒店举行。届时将推出中国书画、油画、古董珍玩、紫砂等四大门类、九个专场的艺术精品一千五百余件。

《英国名媛旅华四部曲》(《名门》《中国淑女》《崭新中国》《潜龙潭》),[英]谢福芸著,沈迦主编,左如科等译,东方出版社2018年5月第一版,158.00元早在五六年前,看《寻找·苏慧廉》时就注意到“谢福芸”这个名字。她是苏慧廉的长女,中文姓氏“谢”来自于她的先生谢立山——英国驻华领事。《寻找·苏慧廉》中大量引用了谢福芸几部作品中的段落,当时这些作品并无中译,因此这些摘自英文版的段落都由作者沈迦译出,在注释中表明了引用的出处。其中,最有趣的细节是,沈迦从谢福芸这些虚构作品的蛛丝马迹中探案般寻找到苏慧廉与常熟翁氏的关系,然后一路追溯,费劲周折联络到翁氏一脉的后人,已经定居美国的大收藏家翁万戈先生。沈迦曾在《寻找·苏慧廉》中这样表述:读过谢福芸几乎所有关于中国的小说,从她个人的经历及所述之事的来龙去脉,我确信她笔下的人物及故事都有真实的背景,只是多以化名出现。就像你受邀参加一场化妆舞会,原本认识的人今天有意戴起了面具。于是,探寻她们真实面目的意愿,在我变得更为强烈了。这是奇妙的探寻。在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下,沈迦凭借谢福芸小说中的段落和照片,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居然把小说中跟谢福芸关系密切、作为主角反复出现的“宫家”和常熟翁氏关联上,并最终得到翁家后人确认。从这个角度来说,谢福芸的小说是可以部分当作史料来看的。如今,谢福芸有关中国题材的四部小说中译本一次全部出齐。通过译者流畅的译笔,还原了谢福芸笔下的那个中国世界。而为这套书题写书名的,正是翁万戈先生。如同一个盛开在文字中的花园,经由园丁的执着和辛劳,居然在现实中盛放了书中的玫瑰。而谢福芸大概也不会想到,一百年后,她描述中国的作品真的变成了中文,在这片崭新而古老的大地上传布。而促成其作品中文版出版的人,来自生养她的第二故乡——温州;她在书中用热情笔墨描摹的中国青年“励诚”的儿子题写了中文书名。我曾经一度疑惑:为什么毕业于剑桥的谢福芸讲述她的中国故事时要用小说的形式?如果用纪实的方式来写作她那些独一无二、无人能企及的中国经历,将会多么精彩。甚至,遥远时空的读者如我们,也不用再去猜测她书中人物的真实身份。她所做的这些宝贵记录,都会成为珍贵的历史档案,作为我们回望中国近代动荡岁月的一个参照。而采用小说的方式写作,会不会有损材料的价值?读完这几本书,我的想法有了改变。正如阅读《寻找·苏慧廉》时一样,对“苏慧廉”这个人物由陌生到模糊到逐渐清晰,直到丰富饱满;读谢福芸这四部小说,对谢福芸其人也有一个这样认识的过程。在这四部书中,“我”贯穿全书,无处不在。在以往的认知中,对人物有了粗线条了解以后,我们总是习惯以贴标签的方式标记人物。对谢福芸来说,在不了解她之前,我们可以为她贴上太多符号化的标签:生在中国,长在英国;汉学家之女,外交家的夫人;六次旅华,写过很多关于中国的作品。但是读完这四部小说,我对谢福芸有了一个更感性的认识:这是一个多么生动、有趣的人!她从来没把中国当作异乡、异国。她与书中描写的各类人物一块呼吸、生长。她从来不以“他者”的目光来观照她笔下的中国世界,而是自觉地融入其中,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对于作者,采用小说的形式,似乎更容易抒情达意。就像我们很难用中文对父母说出“我爱你们”,但是转用英语写下“非常爱你们”似乎是很自然的事。跳脱了客观的立场,投入小说的虚拟殿堂,尽管建构殿堂的一砖一瓦都有源可溯,但构建的过程可任由情感的蔓延去指引方向,而不必严格遵循规则和制度。这大概也是小说的魅力所在。谢福芸在书中对“励诚”说:你们中国人和地球上其他地方的人一样,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你们是人,在你们身上,有美德,有恶习,有着各种各样的变化。她在书中歌颂人性的美好,也鞭挞人间的丑恶。正因为她对中国有着深切的了解,所以她笔下的中国和中国人都没有被“奇观化”。这是充分了解所带来的熟稔。这种熟稔得有文化打底才能自信茁壮。古巴作家卡彭铁尔曾经在书中描述他在中国旅行的感受:“我看见许多极为有趣的东西。可是我不确定我懂它们。要真正弄懂……就必须懂得那种愉悦,并对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有一些清晰的概念。”(《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谢福芸对中国人和中国文化的了解显然已经跨越了“观望”和“猎奇”的层面。谢福芸出生在宁波,七岁之前都跟随父母在温州生活,照顾她的保姆就是一个温州老妪。在剑桥读完书后,她返回中国,和剑桥同学一块在北京创办了培华女中——林徽因曾是那里的学生。谢福芸也在中国邂逅了她的先生谢立山——一位探险家,还是一名出色的外交家,被称为英国领事界“对中国内部事务了解最透彻的人”。苏慧廉去世后,谢福芸受牛津大学之邀,编辑整理了父亲的译著《论语英译》,这本书作为“世界经典丛书”之一,长销不衰。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谢福芸,对中国的感受,显然与来中国走马观花的他者不一样。在《名门》中,谢福芸讲述了她与两个中国家庭交往的故事。而其中的“宫家”,就是大名鼎鼎的常熟翁家。苏慧廉在山西办学时曾与在山西做官的翁同龢侄孙翁斌孙相熟。而《名门》中一再出现的“励诚”,就是翁斌孙的儿子翁之憙。谢福芸曾在翁家短暂借住,因此主要以翁家人物为原型,完成了这本描写中国贵族家庭生活的作品。而到了《中国淑女》,谢福芸的视野不再局限于一城一户,而是投向更广阔的社会空间。在她笔下,有挑夫船工、贩夫走卒,也有大学者胡适、庚款代表团的英国高级官员。她竭力用笔墨还原她眼里的那片大地。“在这里什么都能找到,贫穷、坚忍、不公、心痛、死亡、激烈的思想辩论、老式的礼节以及偶尔新式的突兀。”“我认真研究你们的生活,中国又反过来教给我许多东西。”而《崭新中国》是谢福芸在二战中献给抗战中的中国的一份礼物。在动荡的时局里,她为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千百万普通的中国人击节鼓劲。“如果我已经亲见中国在挣扎中辉煌重生,却没能描绘出这幅尚在形成中的画面,我就好像背叛了中国对我的善意,那是不公平的。”在《潜龙潭》里,她的描写打捞回一段被历史淹没的往事:北平“箴宜”女校的创办人和继任者的故事。这段历史鲜有人知。谢福芸和同学也在北平创办过女校,深知办学的艰辛,但也更懂得知识对女性的重要性。书中描写了三位坚强的女性,在这些女性的性格特征中,也投注了谢福芸对女性的期许:独立、仁慈,宽厚、善良,富有奉献和牺牲精神。谢福芸写作的四部中国题材的小说,为她在西方赢得了不少读者,她的知名度甚至超过了她的汉学家爸爸苏慧廉。想必苏慧廉心里也很为这个女儿骄傲。他们当时也许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生活过的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巨大的变革。而他们作为异乡人,亲眼见证了这段历史。他们的文字和照片,留下了关于那个时代的珍贵记忆,而他们自身,也不自觉融入了历史,成为历史的一部分。这其中暗含着奇妙的缘分。对于谢福芸来说,中国并不只是一个她生活过的亚洲国家那么简单。她出生在这里,最亲近的人都服务过这个国家。她一生来中国六次。在交通并不顺畅的一百年前,这个数量很惊人。中国,是谢福芸的另一个故乡。这四部作品,浸透了她最浓烈的乡愁。

阳光丰沛、海滩迤逦的怀特岛位于英国南部,是英伦老者的安居胜地。现被人尊称为Lady
Hosie的谢福芸,在岛上很活跃。她服事教会,也关心当地教育事业,1916—1924年一直担任怀特郡教育委员会委员,并参与“女童军运动”。

是册绢本,工笔设色画,计八开。描绘高士、花鸟、蔬果、山水等题材。无创作年代,从“弗迟洪绶”、“僧悔迟绶”“悔迟绶”等落款看,当为甲申后所写。作品取意宋元,落墨赋色,精意毫发,高古奇骇,静穆渊深,一扫时史靡丽之习,洵为晚年合作。正如翁同龢在其诗中所称:“我于近人画,颇爱陈章侯;衣縚带风色,士女多长头。铁面眼有稜,俨似河朔酋;次者写花鸟,不以院体求;愈拙愈简古,逸气真旁流”。此册后为邓拓先生所得,尾页另有近人唐云、周怀民观跋,定为“老莲真迹”。原装旧裱,品相上佳,至为难能,可堪宝爱。

有“史界歌德”之誉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有一句名言:“让亲临其境者说话。”谢福芸无疑是20世纪中国的一个亲临其境者。或许有人会问,她的“小说”都是真实且一手的记录吗?或者说,你们从小说中“侦破”出来的都是真实的历史吗?说真的,这两个问题我都不敢给予完全肯定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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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目光如炬。“我们死也不会告诉他真相,只有3英镑,太丢人了!你知道中国人在这方面多讲面子。让我们吃惊的是,康先生变得很不安。‘5000美元——你们三个人一共才500英镑!太少了,’他惊呼。‘我有一个外甥在英国留学,每年我得给他3000美元,而这样也才勉强够用。他应该有更多的钱才好。你们三个人花5000美元肯定不够!’他变得很忧虑。如果他知道真相会说些什么呢?他走到书桌旁,打开锁,拿出一个帆布袋。‘看,’这位善良和蔼的人说道,‘你们知道,中国人有给远行的朋友送个小礼物的传统。我没时间给你们买礼物,所以我希望你们收下这个——就算是一个老革命者送给年青一代革命者的礼物吧。口袋里有我保存的十个英国金币,我在槟城用不上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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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英国后,谢福芸将这段中国行的见闻与思考写成了她的第二本中国故事,即丛书中的《中国淑女》。英文书名是《Portrait
of a Chinese Lady and Certain of Her
Contemporaries》。1929年由英国Hodderand
Stoughton出版社正式出版。《中国淑女》讲述的仍是中国贵族家庭的生活及如何面临时代转型的故事,似是《名门》的续集,书的前言便是上本书主角励诚的一封信。但这本书的主角换成了一位能讲一口流利英语的美丽少妇,上海的宋太太。宋太太出身名门,父亲是着名外交官,丈夫也是外交官,曾出使北欧,现是上海海关高级官员。宋太太是谢福芸1926年在中国的轮船上认识的。1926年前后的中国并不平静,民族主义如烈酒般激荡起很多国人的热血与激情。五卅惨案、省港罢工、南京事件等震惊中外的大事先后发生,这也自然成了本书的时代底色。代表团当时在各地考察,拜会朝野名人,谢福芸的所见所闻便是书中的叙述主体。代表团中英双方成员都是一时之选,因此书里也留下了不少这些民国名人的未见于中文史料的轶事趣闻,还有他们难得一见的身影,书中亦有二十余张旧照片作为插图。

设色绢本册页8开 尺寸20×17×8cm说明:翁同龢题签、邓拓旧藏、唐云周怀民观跋

谢福芸这次入华带着一台当时非常时髦的摄像机,一路拍摄。胶片记录的黑白中国现在还保存在英国电影协会(British
Film
Institute)的档案库里。四十四分钟的默片,我饶有兴味地连看了几次,并努力记下其中的场景,以便口头描述给居住在美国东部山间、没有手机也没有Wi-Fi的翁万戈老先生听。我说,我能认得其中有您父亲母亲,他们从房子里跑出来,然后又羞涩地躲开镜头。我能认得“励诚”,是因为在翁家天津后人处见过几张侥幸躲过“文化大革命”抄家的旧照,其中一张翁之熹穿着皮草大衣坐在第一排,上面被粗暴地画了一个大大的叉。

翁氏一族和陈洪绶缘分不浅:翁心存钟爱陈洪绶,《三处士图》卷即为其所藏;翁同龢也很喜欢陈洪绶的画,在据其作品做成的木刻博古牌后题诗,成为翁氏家传之宝(传承和守望——翁万戈先生访谈);至于其六世孙翁万戈先生,更是以研究陈洪绶而蜚声学界,这是否与翁氏家藏多为老莲精品有关?

1923年,中国大部分地区遭受水灾。作为中国通、英国名流,谢福芸决定在来华的欧洲人圈子中为中国募捐。她精心制作了幻灯片,然后在教堂声情并茂地演讲。可惜收效甚微,最后只有一位领养老金的老者递上一个先令。不是这些英国人没有同情心,而是她的口头表达没有说服力。谢立山建议妻子用笔写作,谢福芸于是给一家在中国的英文报纸写了篇劝募的文章,结果一下子收到了三十英镑。这段先挫败后又惊喜的经历让谢福芸看见了自己的短处与长处,从此一个多产并成功的作家诞生了。

常熟翁氏收藏之风肇自翁心存,至以“状元门第、帝师世家”着称的翁同龢而达到顶峰。翁同龢身后无有子女,所藏尽数归于同书一枝,此册或为翁同龢亲手赠予侄孙者。斌孙嗣守家风,雅好藏书。至其孙翁万戈氏,延绵六世而文脉不绝,从目前已举办的数次翁氏书画藏品展中,亦可见一斑。

这本书看起来类似游记,但谢福芸并不停留在景物描写与旅行见闻,和前两本书一样,她关心的还是人的命运与时运。不论是名人梅兰芳、阎锡山、张学良、吴贻芳,还是上两本书中曾出现的旧雨新知——励诚、宋太太、骆家小女……她要描述的是这些在古老传统下成长、渴望岁月静好的中国人,如何走进新的时代。

陈洪绶字章侯,号老莲,明亡后更号老迟,悔迟。晚年为僧,又号僧悔、云门僧等。浙江诸暨人。赋性萧散,以明经不仕,研心书画。笔下人物花鸟远宗龙眠,近师蝶叟,精妙莫名,浑然有太古之风,与北方崔青蚓并称不朽。在晚明变形主义风格盛行的众多作家中,陈洪绶将中国传统文人审美境界推向极致,他也因此被国际上许多学者誉为“代表十七世纪出现许多有彻底的个人独特风格艺术家之中的第一人。

在书中,树华身边还有个好姐妹“香华”(Miss Fragrance of the Lily blossom
Lo),姓骆,是《名门》中写到的骆大人的小女儿。辛亥后满人没落,她不满家人对其后半生的安排,外出独立生活,求职箴宜。这个琴棋书画皆擅、品行高洁、不依附他人的独身女子,真名叫白祥华,号达斋,是民国北平时还有点名气的古琴家,师事琴家叶潜,为诗梦斋女弟子。王世襄的《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中也有提及她的名字,说到她1947年曾到访他家,参与一场在京琴人的雅集。

“但我不认为你是一个大清的官员,”谢福芸张大眼睛争辩道:“你是一个中国的官员,你的首要任务是对你的国家负责,而不是对一个皇朝负责。”“但如果不是大清,我就不会成为一个官员,”翁斌孙坚持自己的道理,“那才是根。”

因为孤身,所以离开怀特岛来到牛津,没想到仅十年,在牛津,她又成为孤身一人。1935年下半年,处理完父亲的后事,谢福芸决定再去中国,这个似乎能带给她家的温暖感的第二故乡——她要去四川,那是夫君曾任总领事的地方:“我来到四川的部分原因也是希望能够倒转时间机器,在他深爱过并称之为‘中国珍珠’的土地上再次和他相遇。尽管他的躯体已经死去十多年了,但如果我能亲眼看见血气方刚的他喜欢过的事情并也乐在其中,岂不是重新获取了他思想的精髓?”她要去温州:“我去温州不是为埋葬死去的亲人,而是与他们重逢,寻求灵魂的平静,也许亲人所做的一切将激发我去效仿。”

原标题:沈迦:“英国名媛”谢福芸和她的四部“中国小说”

吴禄贞1911年11月7日深夜的遇刺无疑改变了辛亥格局,事过百年,刺吴案依旧扑朔迷离,但谢福芸这段当时听闻的记录,多少应为今人的研究多一个角度。史料中从未被提及的吴夫人及其纵身一跃的画面,更给生命留下了一个鲜活的惊叹号。

1904年初夏,十九岁的谢福芸返回充满童年记忆的温州,她在这里待了两年,协助母亲管理艺文女校,并到父亲创办的白累德医院帮忙。她后来说自己那段时间是叛逆的,当时的理想是到伦敦东区做个医生,帮助无钱治病的穷人。1906年,日渐成熟的谢福芸离开温州,负笈剑桥,她考取的是素有“女子梦天地”之称的剑桥大学纽海姆学院(Newnham
College,Cambridge)。1909年剑桥毕业时,她的名字列在“中世纪与现代语言学”优等生名单,这是美国《时代》周刊当年6月17日的报道。如果说人生也有四季,这应是谢福芸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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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三章谢福芸采访化名为“林博士”的丁文江,丁回忆去欧洲留学时在马来西亚槟城拜访老革命康有为的故事:

三个男孩的自尊被他的慷慨所击败,带着满满的感激和尊敬收下了这份礼物。康有为避居马来西亚是1901年的夏天,康同璧所撰《南海康先生年谱续编》记载是年“先君经戊戌、庚子之难,积忧多病”。积忧多病也是当时中国的写照。但康有为对祖国来的年青一代革命者依然热情有加,并慷慨解囊。坊间都说康有为豪爽仗义、出手阔绰,丁文江的这段记忆给出了一条生动的注解。不论是康有为研究,还是近年日渐重视的丁文江研究,这段被英文小说保存下来的记录,都属首度披露。

民国史坛祭酒傅斯年曾有“近代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观点,虽聚讼纷纭,实切中要害。近代史需要新史料,这些留在域外的一手材料,应为研究者提供新的细节与视角。

九州体育娱乐备用网址,其实,我们无意把谢福芸塑造成历史学家,更何况,在当代学界,历史早已突破考据史料的范畴。历史不是仅指作为过去存在的历史,亦不是指史料这样的作为记录的历史,而是被写出来的历史。过去的历史宛如一片幽暗之地,而当前生活中的关切就如同探照灯,决定了被照亮的是过去中的哪些部分。

“历史不是叫我们哭的,也不是叫我们笑的,乃是叫我们明白他的。”这是一位热情、敏感、独立、清醒如谢福芸般的中国女作家陈衡哲说的。

比如《中国淑女》第十章《服务于中国的美国人》记录访问金陵大学时,一位美国传教士,也是这所大学的副校长特别接待了她,并陪着参观校园。当时两人有很多的谈话,关于中国教育及正风起云涌的民族主义。不幸的是,这个在谢福芸眼里有慈父般面庞的美国绅士在他们道别后不久就殒命于一中国士兵的枪下。这个美国人其实就是金陵大学的创办人文怀恩(John
Elias
Williams,1871—1927),他的被杀也是1927年轰动世界的“南京事件”的导火索。谢福芸的笔记录下了他生前的音容笑貌,还有听闻来的被杀时的细节,甚至有他夫人在丈夫去世后让人动容的无私表现。如果有近代史学者要还原“南京事件”,这些记述一定是不可或缺的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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